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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投稿:毛临 2024-07-03
在水浒传中义就是反对恶霸同情弱小从哪一个情节中可以看出来?

《水浒传》中反对恶霸同情弱小的情节最典型的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新世孙吴——刘伯承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施耐庵画像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细节描写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就内容来说,简本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直至宋江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和平王庆故事。简本和繁本的先后问题,历来意见不同,或认为简本在先,或认为繁本在先,而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迄无定论。

现知和现存《水浒传》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间人李开先《词谑》记有20册本的《水浒传》,有的研究者认为“二十册”即“二十卷”。一般认为,嘉靖时郭勋刊刻的武定板《水浒传》比较接近于原本,但郭勋原刊本已无存,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残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即郭本,并且由此认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所录《忠义水浒传》为100卷,今天所能见的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于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从郭本出,不过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这个本子于排座次之后紧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而无平田虎、王庆故事。万历年间又出现了杨定见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据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简本而加以润色)。明末金圣叹(见金人瑞)删去了排座次以后的部分,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梦中一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又把原来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作成70回本。这个本子,入清以来最为流行。今存较早的简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水浒传》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

《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
回答者:ywtywf - 初入江湖 二级 11-11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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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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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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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36人的姓名绰号。后来,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曲相继问世,元杂剧中出现了《双献功》《李逵负荆》等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有施耐庵作和施耐庵与罗贯中合著两说。明人高儒《百川书志》记载该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真本),后学罗贯中编次”。这说明宋江故事的传本以施耐庵本声誉最高,现传《水浒传》又是经罗贯中加工创作的。

二.《水浒传》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80万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沧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 ,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孟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户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心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大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满了他慷慨豪爽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赐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就不乱了,我只是先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李鬼说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受,“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本身既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窨子,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杵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开始,但仍然迂回曲折。他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

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栖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导致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1.人物的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水浒人物,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军官,林冲为了“保”官,表现了更多的软弱性;杨志为了“求”官,就有更多的奴才性;鲁提辖既不愿保,也不愿求,就显示了他彻底的反抗性。

2.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从始到终是定型的,而《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在这方面却前进了一大步。人物性格伴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林冲身上。从80万禁军教头到看守草料场这一人生阶段,林冲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忍”字。当他举起拳头要去教训那个在光天化日当众调戏他妻子的恶棍时,定睛一看竟然是他顶头上司的衙内,他的万丈怒火都“忍”住了。白虎堂被陷,他惨遭发配,远离妻小,他还是忍,幻想统治者以后发慈悲。恶差一路折磨,他一路忍受,直到野猪林千钧一发时被鲁智深所救,他还替恶差求情,幻想将来雪冤后夫妻团聚。到草料场以后,还以为得到了照顾,想安居待命,直到山神庙听到门外仇人的对话,这才忍无可忍,变消极忍受为积极反抗,冲出来杀死了仇人,投奔了梁山。晁盖、吴用上山后,他火并王伦,改变局面,这是在新的情境中他的英雄性格进一步的发展。

3.通过行动来刻划人物。鲁达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大闹野猪林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来逐渐展示的。武松的勇猛、机警,是通过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行动来充分展现的。

4.注重细节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是《水浒传》又一比《三国演义》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系列动作,都表现了武松处境的险恶和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周通逃命时慌忙地跳上马背却不曾解开缰绳,林冲打洪教头,武松打蒋门神等情节中的细节,都能传神地突出人物个性。

(二)《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完整而富于变化。以第一回作为开端,然后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扣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整体,梁山主要英雄就这样环环相套地逐个引出,推动情节的发展,108人都上梁山,情节达到高潮。《水浒传》以其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为小说结构的主线。

(三)《水浒传》在语言运用上同《三国演义》有明显的不同。它摒弃文言,以民间口语为基础。风格明快,富于表现力。无论叙事或刻画人物,寥寥数笔即形神毕肖。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如吴用试探三阮,当说到王伦的起义队伍占据梁山泊时:

吴用道:“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如何学得他们。”吴用听了,暗暗地欢喜道:“正用计了。”

后来三阮都流露出对自己眼前生活的不满,对梁山的向往,吴用假意说梁山“这等人”不好,万一被官司拿住也是自讨苦吃,阮小二说,官司是一片在涂,只要有人肯带领,他们也造反去。吴用又进一步试探,阮小七痛快地表示,要“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从四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阮小二老成持重,临危不乱;阮小五精明强干,爽快利落;阮小七急中冒失,性如烈火;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意不外露,他从反面设理,既洞察了各人的内心世界,又达到激将和动员的目的。

(四)《水浒传》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集中地反映了作品的特点。“智取生辰纲”主要内容是:蔡京的门婿、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为给老丈人贺寿把搜括下的万贯巨额寿礼集为“生辰纲”,派杨志长途押送东京太师府。晁盖、吴用依靠准确信息,精心设计,智取了这一不义之财。这说明当时窃居最高权位的掌朝太师及其盘据各地要津的爪牙,巧取豪夺,上下其手,财富高度集中,而劳苦人民无法生活。白胜吟唱的四句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尽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表现了在天灾、人祸的严酷生活煎熬中,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生活画面。蔡京、梁中书搜括民脂民膏,招致天怒人怨,把他们的罪恶脏物夺回到人民手中,就非常切合人民的意愿。智取的成功还充分体现了被压迫者的智慧。其次,本段人们主要写了杨志,“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本来沉浸于乃祖乃宗的功荫,想依靠“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在失陷了花石纲之后,没忘杨家“清白姓字”,充军到大名府,深感梁中书的知遇之恩,愿意以死相报。接受押运生辰纲的任务时,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势、路途的艰险,提出的稳妥方案被主子采纳。就一个死心塌地的踏实奴才来说,他的主意可算是万无一失的最佳办法,比起梁中书、老都管、虞候及军汉来,他事前的预料和事件中的对付,都是过人的。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越是表现杨志的不敢轻敌,就越是表现了晁盖、吴用的更胜一等。杨志如此机警,而胜利者恰恰是他的对手。杨志如此提防“着道儿”,而“道儿”的设计者、导演者却总是比他多想一着棋,最后他还是照着“道儿”一步步地“着”上了。所以在刻画杨志的同时,就映衬了晁盖、吴用。再次,对于晁盖、吴用来说,取生辰纲之役,是梁山聚义的第一个回合,是众好汉的第一次集体行动,经过串连组合,有明确目的,有详细行动计划,万无一失,终于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梁山起义的一次组织准备。劫富济贫,夺取不义之财,是梁山英雄经济斗争的特点,这次智取大宗财物的成功,开辟了梁山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一次理论准备。坚强得力的领导与明确分工,是革命造反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这次行动已形成了晁大哥和学究先生的领导地位,好汉们推着江州车子,公开身分是贩运枣子,小本经营,暗地又都藏着武器。立足于智取,但不排除力夺,作好了两手准备。既有白胜卖酒的正面诱敌,又有“卖枣客人”的侧面配合。最后,这一节突出的表现手法,一是注重环境描写:山陡、林密、路险、天热,增加了紧张气氛和真实感,也配合了情节发展,使卖酒、买酒、喝酒都显得切合实际的需要。一是运用对比,杨志和晁盖、吴用已是鲜明的对比;杨志与老都管、虞侯之间,杨精细,能看出险情,但方法简单,对军汉非打即骂,引起内部不满;老都管等不明事理,倚老卖老,并能同情军汉,取得众军汉的好感。

(五)《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

1.社会影响。它对明清农民起义产生鼓舞作用,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都深受其影响,在“埋伏攻袭”等策略上都仿效它。《水浒传》历受封建统治者的诽谤、诬蔑,甚至加以禁毁,也可说明它的巨大社会作用。

2.文学影响。在国内,如《金瓶梅》就是采取《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敷衍扩展而来,还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都从题材上以水浒续集的面貌出现。《杨家将演义》等小说的出现,则是从英雄传奇的角度接受了水浒的体裁。至于后世的戏曲、影视改编水浒故事的就更多了。在国外,《水浒传》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后又被译成朝文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字。十九世纪中叶又传到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作者施耐恩 宋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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